歐陽晨雨

“百年中文，內憂外患”。然而，通過官方介入，行政干預網絡語言傳播的做法，尤其是新聞報道禁止使用若干網絡語言的做法，筆者并不贊同。

20世紀初葉的中國，也曾有這樣一場類似通用漢語與網絡語言之爭的“論戰”———這就是文言與白話之爭。爭論中，新文化運動急先鋒陳獨秀的《文學革命論》，胡適的《文學改良芻議》，傅斯年的《文學革新申義》，魯迅的《估“學衡”》、《答KS君》、《十四年的“讀經”》，以及文言保守派的林琴南的《論古文之不當廢》，章士釗的《評新文化運動》和《評新文學運動》，都以其嚴密的邏輯分析，淵博的文學功底，見證了這場文化大撞擊的激烈和震蕩。雖然，論戰的結果使得文言文逐漸退出社會生活的舞臺，然而林琴南、章士釗的文章依然具有可讀性和歷史參考性，文言文依舊是民族的瑰寶。

當時的北洋軍閥政府在這場新文化運動中都做了些什么？翻看當時的一些資料，所看到的，只是文言與白話代表觀點的猛烈交鋒和論戰，自始至終，沒有政府的強力介入。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思考。

語言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具有一定的獨立性。在英國，政府不主動干預語言文化市場的具體運作，但通過多種渠道給予經典與創新劇團、劇目強有力的資助、扶持，其中藝術委員會是一個最主要的運行機構。以英格蘭藝術委員會為例，它成立于1946年，實行非政府運作，但代表政府輔佐藝術發展。它的經費來源于英國文化媒體體育部，是英國最大的藝術撥款機構，如2003～2006年的經費預算超過10億英鎊，由該委員會自行控制，對某些處于發展關鍵時期的機構進行戰略性指導，給予資助。政府引導下的語言文化自由，也帶來了英國語言文化產業的繁榮。

語言文化在維持其獨立性的同時，也需要兼容并蓄的博大。據報道，英國的中小學正在大力推行漢語教學，英國人對漢語的學習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熱情。英國文化協會每年培訓30名以上的漢語教師，以彌補漢語學習熱潮帶來的師資缺口。而據中國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（國家漢辦）的統計數據顯示，目前國外學習漢語的人數已經超過3000萬人，大約100個國家的各級各類教學機構教授中文課程，其中大學2300余所，“漢語熱”正在全球范圍內掀起。近日，歐洲首個孔子學院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大學掛牌成立。難道他們就不害怕漢語言的“侵略”嗎？

網絡語言的出現，經歷了萌芽、發展到壯大的過程，其被國人接受的過程，反映了語言的市民化和草根民眾爭取話語自由的新趨勢。國家頒布了民法和刑法等法規，對于語言侵權的行為自有制裁和懲戒，在這個議題上，政府可以充當守夜人的角色，而不是嚴厲的裁判和不合理規則的制定者。對于新生事物的合理與否，歷史才是最好的見證者。

胡適先生曾說過：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。誠哉斯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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